這兩天，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在我城出現龐大流量爭議。我有入場看這齣紀錄片，在讀完字字研究所 《成年人的謊言》一文後，覺得自己有些東西講。
《成年人的謊言》一文中，提及社會派推理小說作家宮部美幸的長篇小說《所羅門的偽證》，當年我有寫過這本書書評，發現跟所長想法不謀而合。重讀自己文章，《所羅門的偽證》的確和今次《給十九歲的我》爭議有許多雷同︰「為甚麼小說（我們社會）有這麼多廢柴成年人，沒去好好處理事情不止，還不斷講大話，卻從來沒想過怎去保護學生。」而小說內一眾年輕學生眼見大人無能，決定用自己方法去處理，「可謂對成年人世界種種偽善，作出最嚴厲的批判，同時亦帶出年青人被迫提早成長的唏噓！」
學生重要﹖還是電影重要﹖對作育英才的校長老師，這個本來是一條「唔使諗、即刻答」的問題。如今《給十九歲的我》總算暫停公映，但無論後續發展會點，電影已在大時代留下一個印記，這點已是不能重來。正如「B鏡流行世界自由connect」Facebook版主李照興之前一篇評論《給十九歲的我》文章所言︰「重點是它的在場，而且在無比重要，不能再重複的香港關鍵歲月，它，就在那裏。」（ https://bit.ly/3JEVGnr ）這個論點，我仍然深感認同。電影內除有李慧詩，其實還有袁國勇出場，當日他所說一段說話，無疑兜巴兜巴刮落2022年的他臉上。
而更弔詭是，《給十九歲的我》這次爭議，亦同樣兜巴兜巴刮落學校和導演的臉上，彷佛電影自己有生命，用行動嚟否定自己的存在。不敢斷言Everything is wrong，但肯定Something is wrong。但爭議背後的最後真相係點？真的要當時人才知道，要問問自己心內個椰殼，究竟你為人師表 / 拍電影的初衷是甚麼？當然如果你早已習慣自欺欺人，就毋謂浪費大家時間聽你廢噏了。
